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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昨天的中国”:布鲁诺·巴贝镜头里的中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与后浪出版公司最近出了一本布鲁诺·巴贝的摄影集,记录的是1973年至2018年间的中国。文 | 尚陆来拍摄中国的西方人当中,很少有像布鲁诺·巴贝这样真正走进中国的摄影师。看起来就有一种
2019-11-04 09: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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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在许多西方摄影师的镜头中看到了中国。梦龙影业的许多大师都曾来中国拍戏——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1938年2月16日至9月22日的中日战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来到北京和上海见证中国政权的更迭。马克·里布在1957年、1965年和1971年三次来到中国,留下了许多历史性的时刻。

与马格南标志性的黑白照片不同,布鲁诺·巴贝尔的照片是彩色的,这使它们看起来不像纯粹的历史照片,而是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时刻,就像它们发生在昨天一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和后朗出版公司近日发布了布鲁诺·巴贝尔(Bruno Babel)的相册,该相册记录了1973年至2018年的中国。摄影师花了40多年的时间多次访问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乡村,仿佛他们进行了充满未知和探索的公路旅行。

然而,读者可能会发现,同一时期对中国的访问和记录,虽然由不同的摄影师在不同的旅程中完成,但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是相似的路线、相似的目的地、相似人物的相似场景或相似的观察好奇心——每幅图像的诞生不仅与摄影师的个人观察和发现有关,而且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玛格南图片社的图像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并在随后的几年里成为经典,这离不开摄影师的专业素质和敏锐洞察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镜头后面的摄影师可以保持中立的视角——尽管没有一个视角可以完全中立。

那么,西方摄影师的图像对中国读者有什么意义呢?也许,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机会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也许,相比之下,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立场。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从摄影收藏中选择了一些内容来娱乐读者。

温鲁尚

在来拍摄中国的西方人中,很少有摄影师像布鲁诺·巴贝尔那样真正进入中国。在过去的60年里,许多西方摄影师拍摄了中国。有些用于单程旅行,有些用于长期保险,甚至用于住宅项目。这包括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贝博工作的玛格南图片社最杰出的前身,他拍摄了1938年2月16日至9月22日的中日战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于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来到北京和上海见证中国政权更迭(布列松于1954年出版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为其写了序言);马克·里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他在1957年、1965年和1971年进行了三次历史性的访问。

这三位大师都以拍摄黑白照片而闻名。当时,中国官方摄影师的纪录片通常是黑白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布鲁诺·巴别尔(Bruno Babel)照片的中国观众会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视觉记忆大多是黑白分明的,巴别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中国!似乎有种“这是昨天的中国”的感觉。

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贝比的中国看起来不像一个摄影或调查任务,而是像一部公路电影,好像他在寻找一个“什么是中国”的探险之旅。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他追求的目标或主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探索之旅尚未完成。贝比不停地来回走着,因为他迷恋着这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多面的国家,他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索。

贝比的中国是他选择“看”和展示给我们的对象。在他看来,北京、上海、四川和广西完全不同,这使我们怀疑这些地方是否属于同一个国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拍摄的柯达罗姆胶卷捕捉到了古老的皇城北京的干燥空气和上海的潮湿小巷,上海被黄浦江分成浦东和浦西。然后我们跟着贝比深入四川和广西,见证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理距离和隐喻距离。

贝比延续了他的前任布列松和马克·里布对摄影的中立态度。他在接近中国时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或偏见,只是在巴黎的法国档案馆里读到了关于中国的信息。法国汉学家、诗人、考古学家维克多·维克多·塞格林(Victor victor segalen)在1909年至1917年间三次来到中国,他在《走向真实的国家》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之间的犹豫,即法国人应该用哪种语言来面对国家和文化的复杂性和真实性。然而,摄影师贝比(Babe)的观点是用相机的取景器从适当的距离和中性角度来描绘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贝贝收集了大量的图片来展示这个中国的万花筒:古都北京、大都市上海、欧亚澳门、丝绸之路喀什、时尚现代的香港,以及新中产阶级旅游消费的内蒙古、云南和青岛。从1973年到2017年,他的旅程不仅有地理跨度,还有时空跨度,这对他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他看到的80年代的中国与他第一次访问时看到的70年代的中国大不相同。更不用说2010年世博会上的中国和离今天更近的中国。例如,1973年,中国到处都是欢迎和送走法国总统、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成千上万名学生、安钢宪法海报下的工人等。1980年,中国开始个性化。贝比向我们展示了从大众到家庭成员身份转变的过程:通过他的一系列结婚照,我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真的结束了,计划生育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贵族。她有6000年的历史。在最初的2000年里,她的人民是游牧民和骑兵,然后他们在皇帝的统治下定居下来,建造城市成为农民、士兵、官员和贵族。”1932年,荷兰驻中华民国全权大使威廉·约翰·鲁道夫·索贝克(Willem Johan Rudolf thorbece)(1892-1989年)在其妻子埃伦·索贝克的中国专辑(1902-1973年)前言中引用了这段话。艾伦曾经是一名德国记者,也是最早的女摄影师之一。她拍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的肖像。鹿特丹摄影博物馆收藏了她从1931年到1935年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10岁的歌手,穿着一件蓬松的长旗袍,站在尖鞋上假扮芭蕾舞演员,但她的舞鞋的脚趾是木头做的。

1973年,贝比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一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时,艾伦·索贝克(Alan Thorbecke)离开中国已经40多年了,成千上万的女学生取代了这位年轻歌手。他们在从机场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排队,长安街有十公里长。为了迎接由22辆豪华轿车组成的总统车队,小学生们手里拿着围巾和纸花,一边欢快地跳舞一边大喊“热烈欢迎”。

在天安门广场前,贝比看到一个穿着少先队员红领巾和白衬衫的小型礼仪队伍经过。他们色彩鲜艳的裙子显然是临时性的。当他们向前走的时候,小女孩们转过头,好奇地盯着拍照的法国摄影师。他们只是在记忆隧道的另一端看着我们。这是贝比独特的风格之一。在他的大多数照片中,他至少能捕捉到一只眼睛直视他(或我们)的对象。在虹桥机场,她在人群中找到了一个带着相机的女孩,在雨中为法国总统送行。透过红绫围巾,我们看到一张激动的脸和被雨水浸湿的头发。在2006年6月17日出版的《旧新闻周刊》布鲁诺·巴贝尔的报道中,镜头中的女孩在50多岁时认出了自己。她设法去法国见了贝比。2016年在巴黎,贝比亲自签署并向她展示了这张照片。她仍然住在上海,清楚地记得她告别法国总统时群众的热情。这种真诚的热情深深打动了随同蓬皮杜总统访华的所有法国记者,使他们至今难忘,当然包括布鲁诺·贝比(Bruno Babe)。

与此同时,贝比也被城市居民的各种肢体语言所吸引,如1973年贝比在上海进行的南京陆军(Nanjing Army)演习、1980年贝比在上海俘虏的女民兵训练以及上海消防队的演习。这些都是难得的机会。当贝比把镜头转向普通人时,他可以看到上海公园、豫园和外滩附近的居民伸腿,晨练太极的人,以及随时随地一起做体操的学生和老师。作为一名摄影师,他对上海的摄影棚特别感兴趣。1973年,他在照相馆外开了一个商店橱窗。1980年,他大胆进入南京路和淮海路的照相馆。他的外国人身份、高大的体格和愉快的状态很可能创造了一种愉快而轻松的气氛。我们可以看到,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新娘和新郎的肢体语言仍然是情绪化的。我们想知道30多年后这些新婚夫妇的生活状况,以及是否有机会让贝比把这些结婚照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品。今天的结婚照不再在照相馆拍摄。贝比还在上海外滩和外白渡桥上看到了浪漫的风景。80年代结婚照的味道只能在贝比的“旧”照片中看到。

从北京到上海,贝比的镜头记录了北方天空中微妙的秋光、前王朝的红土大门以及紫禁城墙壁上的混合物所反射的颜色。红色和蓝色也可以在三个人吃冰棍的照片中看到:他们坐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布袋上,头上有一个巨大的粉色单词“香”,津津有味地享受着他们的冰棍——形成了一个构图精致的经典垂直图像。

1973年9月,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第八年,天安门广场和机场迎宾女郎的花裙与全国整体严肃朴素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那时,革命口号和海报仍然随处可见。宝贝,拿着尼康相机和装有柯达罗姆反旋转胶片的徕卡相机,不停地在墙上记录海报和革命口号。他的纪录片为宣传艺术研究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了足够的第一手文献。他拍摄的红色海报和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大头像让我们想起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肖像。事实上,这些无处不在的宣传海报取代了之前和之后的户外广告。没有这些海报,城市生活会变得更加无聊和单调。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成都,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起到了敦促和鼓励公众的作用。他们还创造了许多匿名艺术家,这样他们就可以练习他们的绘画技巧,展示他们的才华。“文化大革命”后成名的艺术家,如陈逸飞和陈丹青,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为人民服务时所获得的艺术机会的感谢。还有贝比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之一,显示上海工人排队等候总统车队。他们站在一张巨大的海报下,庆祝鞍钢的宪法。红色和金色的炼钢火焰象征着革命的激情,与穿着蓝色布料制服、面无表情的工人们冰冷的沉默形成了难以想象的鲜明对比。

1980年在成都,贝比捕捉到了中国古典红色,这是一堵1000多年前在唐代诗人杜甫草堂里留下的红色墙。杜甫的诗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最喜欢的中国诗歌。1999年,当他在巴黎接见中国领导人时,他引用了杜甫的“宾客到来”:“我的道路布满花瓣——我没有为其他人扫过,我的茅草门已经关闭——但现在为你打开了。”

作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率先使用彩色电影进行报道的马格南摄影师之一,贝比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群众的服装是黑色和单调的:工人的深蓝色工作服、士兵的卡其色绿色军装和普通人的无性灰色中山装。在贝贝的视觉日记中,上海豫园湖心亭茶馆的一个蓝色老茶馆主要是放一壶茶取暖。白色的烟雾在蓝色的空气中飘散,这种平静会凝固一段时间。在外滩蓝色的早晨,贝比看到一些太极拳学生正在慢慢地打拳击。不幸的是,他无法理解背景中的中国口号。否则,他肯定会理解“与时间赛跑到2000年”这句话“长城”口号与悠闲太极拳对比中蕴含的幽默感。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几个年轻人坠入爱河。一个抱着孙子孙女的老人正抱着一辆婴儿车。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孩子,他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贝比可能不知道这一代老人、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背景是从1982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他们穿的“中国蓝”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成为法国的流行服饰。这件从中国进口的非常便宜的蓝染棉中山装,在法国被称为“中国蓝”,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和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来自大自然的靛蓝染料也有防蚊作用,对农民非常有用。在豫园,贝比还捕捉到了一个神奇的景象——左边是一名专业摄影师用鲁莱相机给他的模特拍照,右边是一名穿着黄色毛衣的女子斜靠在“S”形门洞上,左臂拿着一个红色手提包,摆出一副炫耀的姿态。照片左边摄影师后面是一个吸烟的旁观者。两者还形成了黑白色调的皮影效果。照片的右边是柯达胶卷包装上的标准颜色:黄色和红色。

1980年少年宫手风琴班的照片展示了贝比的摄影作品。他在教室里用随机分散的乐器和乐谱架重新排列由黑白手风琴键盘组成的分散矩形,以创造出一种几何构图。似乎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小琴玩家拉盒子时发出的声音,我们也可以欣赏这些年轻音乐家表现出的高度专注,包括一个专注于左上角演奏的小女孩。贝比拍照30多年后,小女孩的妈妈在网上看到了这张照片,认出了她的女儿。最后,他们成功地联系了贝比。通过他们交换的邮件,我了解到这个手风琴小家庭已经在美国定居,并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像候鸟一样在冬天和夏天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之间来回迁徙。这再次证明了摄影抵抗时间流逝的力量和摄影师作为记忆守护者的作用。

1980年,德国国家地理杂志邀请贝比拍摄四川。当贝比从大城市旅行到内陆的村庄时,我们看到风景在变,颜色在变。其中,他拍摄的四川和广西经历了最显著的变化。马克·里布在1965年的著作《中国的三面红旗》中有一段话基本上描述了布鲁诺·巴贝尔(Bruno Babel)经历的场景。马克说:“有一天,我想不带任何目标地出去散步。在桂林如此美丽的绿色和蓝色风景中,我沿着小路走了几个小时,穿过村庄和稻田。导游和翻译一直跟着我。他们看到我和他们交换角色,感到好笑,笑了起来。我们遇到的那个农民惊讶地看到一个外国人和他的两个随从干部。”

在这张专辑的广西部分,你可以看到贝比镜头下的桂林真的有“美妙美丽的绿蓝风景”。是什么激励贝比去内陆,遇到了那些驾着水牛耕地的农民?我们可以看到,就连水牛也有一种与老道士相似的悠闲神情。是成都面店和蔬菜市场新鲜蔬菜的混合气味,还是养猪场的刺鼻气味和农田肥料的气味让贝比在四川和广西逗留?

巴别塔基本上捕捉到了田间小麦和水稻的颜色,以及耕作、播种、移栽、施肥、收获和脱粒的全过程。他还拍了一张上海造船厂的一艘大船和附近稻田里一名农妇的照片,这名农妇正低头忙着拔苗。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张1980年的城市乡村照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包括抗日战争留下的碉堡、20世纪70年代工业的旧烟囱,最罕见的是,这些戴着防晒头巾的上海农家妇女让我想起了梵高、高更和埃米尔·伯纳德(emile bernard)所描述的19世纪布列塔尼农家妇女。

贝比对农民的观察特别有趣。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个从人力车到高速跑车的过程。1980年,他看到一群人在成都城乡结合部拉车。手推车包括被带到市场出售的猪、坐着不动的孩子、生病的农民和被拉去储存农作物肥料的粪便。1973年离开上海去无锡时,贝比已经看到了三辆人力车被人们拉在生机勃勃的彩色革命电影《惊白虎团》和革命戏剧《煤田战歌》的海报下。最奇妙的是,成都“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海报下,有几名解放军士兵骑着传统的三轮车送货。潜艇、导弹、战斗机、高速铁路等。在他们身后的墙上已经成为现实。

事实上,这位时间旅行者几乎游遍了中国各地:从杂技团演员到川剧演员,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琵琶学生和小提琴手到深圳的吉他手和滑板手,从桂林漓江与鸬鹚钓鱼的渔民到长江渔民,从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到传统水墨书法家,从世博会的红色李小龙当代艺术雕像到内蒙古沙漠穿着白色运动服练瑜伽的女演员。从成都的茶馆到青岛啤酒节的霓虹电子派对狂欢者,从桂林乡村的送葬队伍到喀什阿坝和加马扎墓的红土——贝比在往返中国的时空旅程中积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获都是他持续专注的结果。他按快门前的自我克制和对光圈速度的偏好是基于他对观看和感受的强烈渴望...

1973年9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乔治·蓬皮杜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发表讲话,谈到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共同点和有助于相互理解的一些要点。他说:“基本上,我们两国人民都是农民,这反映了一定的心态、一定的可塑性和一定的耐心。它不总是巴黎式的,但基本上是法国式的,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也许法国人和中国人共有的农民的这种“可塑性”代表了布鲁诺·巴贝尔摄影眼睛的特点。

2016年,蓬皮杜总统国事访问43年后,贝比在山西平遥摄影节开幕式上再次看到小女孩唱歌跳舞。贝比感到兴奋,因为这些小女孩让他想起了北京机场、天安门广场和上海机场欢迎和告别法国总统的热情。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把迎宾仪式变成了一门艺术,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表演体系。这次在平遥,少先队姑娘们在歌舞表演后,不再戴红领巾,背对着观众,冲到舞台后面,仿佛在表达时代已经改变了...

(这篇文章是《中国的颜色》的节选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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